虎膽縣令 第四十七章 肅清吏治

“官人”者，異鄉之人，“官人”年滿者三考；“吏人”則長子孫于其間。ZuiLu.NET“官人”視事，則左右前后皆“吏人”也，故“官人”為吏所欺，為吏所賣，亦其勢然。“吏人”自食而辦公事，且樂為之、爭為之者，利在焉故也。故“吏人”之無良心、無公心，亦勢使之然也。(《象山先生文集)

這段話說白了，就是吏員大多是當地豪富世族推選，世代盤踞地方衙門，早已里外勾結成一氣，形成地頭蛇之類的勢力。而“吏人”身份卑下、仕進無望，俸祿也不算優厚，何以還有這么多人爭著當吏呢就是看中這些位置是發利市的淵藪。因此別指望吏員會憑“良心”秉公辦事。而“官人”是外鄉之人，上任之初連語言交流尚是障礙，哪談得上熟悉民情，明察秋毫？好容易干到有點熟悉了，又得依官制調動，再派來的繼任者，一切又從頭開始循環。

所以再精明的官員，也無法完全擺脫吏員的欺瞞和干擾，倘若這官員本來就是如賈賀輩庸碌無能之輩，自然就更要成為吏員的俘虜而遭其隨意擺布。

更可懼的是，國家的領導階層皇帝和中樞大臣們，并沒有幾個人能夠意識到這些底層辦事人員，對整個國家結構的巨大侵害，他們如同數目不可計數的白蟻，日夜啃食著龐大帝國的基礎。

作為基層官員地丁晉。是少數幾個能清醒認識到這種胥吏危害嚴重性的人。他曾經利用地方官員每年僅有的幾次“上奏”機會，向皇帝和諸位相公上過幾個折子，都石沉大海。而他尚不知道的是，其中的一封“上書”，曾經引起過“同平章事”兵部尚書武元宗地關注。不過武元宗關注地只是丁晉奏折中關于文裕縣如何治理“河沙”的辦法。對于微不足道的“胥吏”出現一些貪贓舞弊之事，就連這位被世人稱贊“聰明多大略，清明謹慎、博學洽聞”的宰相公，都沒有引起絲毫的重視。

官小言微地丁晉，只能嘆息一聲。轉過身來將自己地份內事情做好。

丁晉對付“猾吏”地手段。可以用五個字概括：用、督、除、罰、獎！

“用”。即是選擇有能力、品德良好的胥吏任用。有能力就是辦公能力強；而品德良好，因主要取決于長官的主觀判斷，容易有失偏頗、出問題。丁晉干脆也將其選擇地辦法書面化、制度化，謂之：一要觀其行。二要明其心。觀其行，辨識賢良；明其心，辨識君子。并規定了“量化標準”：為其人打分的判斷者不能少于三人，這是防范個人眼光地局限性。總結來說，就是要聘用“能人、賢人”，并且制定一定的測驗標準。

“用”的意思，除了聘用外，還得會用。丁晉在長期的工作實踐中發現，心無旁鶩專心于公務的衙門一般不會黑暗，要讓官吏們忙碌起來；有事可做，防止他們“有能力的心”閑置下來，從而思謀一些損公肥私、徇私舞弊之道。

尤其是對于那些剛進入“公門”的年輕小吏來說，他們對工作尚處于新鮮好奇、滿腔熱忱階段，思想比較單純，沒有學會和習慣享受權力帶來的種種好處，沒有培養出油滑、形式主義、明哲保身等官僚作風，此時，如果沒有相應的、讓他們能全身心投入的工作，他們便容易產生懈怠，很容易被那些奸猾老吏影響從而變質。

為此，丁晉將縣署公務再次細分，幾乎每一份特定的工作，都細分到了特定的吏員手上，并將這些工作制定了詳細到苛刻的辦公步驟，每一個胥吏，必須對自己所負責的專項工作負責。

這一過程中，因著制度的存在，使得政府工作較過去有些繁復，但尚在可允許范圍之內，更從根本上，限制了胥吏弄虛作假及其舞弊的可能，這已經是“督”字的范圍。

“督”，謂之督促、監督兩個意思。督促為分管長官（如分管某具體工作的司曹之類）要督促屬下眾胥吏，將分配到他們手上的工作，從頭到尾順利完成且不能出岔子，也就是“長官負責制”。而監督，則是丁晉在分管工作的官和吏之外，單獨設立一只“監察人馬”，這批人員的工作就是監督政府辦事人員，脫離生產，只事督察之責。丁晉為他們起名為“監事吏”。

“監事吏”有些類似朝廷中樞監控百官的御史，不過這大概是大周帝國第一次出現在地方政府的監察人員，丁晉算是開了歷史先河。而“監事吏”不固定人員，定期由縣署所有官吏輪換，這一點上更有著甚于“御史制度”的優勢。

“監事吏”是脫產工人，不用勞動就能得到薪水，但不是沒有具體要求，如果在擔任監察吏期間沒有發現枉法人員和行為，而過后又被調查出案件，或者任職期間被其他官、吏認為不公正、不合格，就可能面臨罰薪甚至開除的危險。

“除”字便是為這種不合格的人員準備的，林子大了什么鳥都飛進來，衙門里少說也有上百名辦事人員，領導們一個疏忽或者看走眼，就可能讓不學無術的人混入。魚目混珠的危害，除了浪費國家財力外，還可能引起其它問題，一塊爛肉壞了滿鍋湯的事情并不少見。

例如，文裕縣田曹曾有個姓馬的書吏，此人讀了很多年書，還曾上京趕考過，失敗幾次后，一氣之下，回家鄉做了政府的一名辦事員，工作態度倒是很認真，就是有個迂氣的毛病，也就是書呆子勁。

有一次。馬某因為一個工作上地問題鉆了牛角尖，半夜三更睡不著，然后去敲縣令丁晉的房門。丁晉以為出了什么大事，急急而出，馬書吏說：“我在想個問題。四月份里。農戶們又要忙種田，又要忙養蠶，太辛苦了。衙門里可以出一張告示，讓百姓四月種田，十月養蠶。大人你覺得如何？”丁晉又好氣又好笑。問他：“十月里哪來桑葉喂蠶呢？”馬某啞口無言。

這就叫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過后，丁晉覺得馬某這個外行不能適應田曹的工作，于是將他“除名”。不過憐惜他家境貧寒，又有老父母在堂。于是給他在唐家的糧店找了份記賬的工作。

馬書吏沒有能力，雖無過錯，也被“開除”；還有一些胥吏，雖能力出眾，但或者是怠于本職工作、或者是徇私舞弊、或者是玩忽職守，只要是犯有錯誤，便要被“罰”。好地制度，還必須有好地處罰條例作為輔助手段，否則制度再好，也是徒有其表，無人遵守。

“罰”之一項，可大可小，重者如收黑錢的那兩位捕快和“倉吏”李狗兒，除了“肉體處罰”，還要按照律法明正典刑；稍遜之者，即便夠不上坐班房，也是立即“除名”，毫不手軟；再輕者，比如上班遲到、下班早退、工作馬虎之類，也是要被處以“鞭笞”“仗治”之刑，這比照朝廷的律法，更要嚴酷一些，丁晉的“鐵縣令”外號，畢竟不是白叫的。

制定嚴格地制度，并使專人監督，除其無用無能者，罰其憊懶懈怠之輩，這“用、督、除、罰”四字雖能有效震懾群吏、驅其兢兢業業工作，但“御人之法”，如一味偏之以剛，雖然可行一時，但終究不是長久良策。

杜黃裳曾為丁晉講過這樣一個故事：說地是先帝念宗在世地時候，提拔以“嚴酷、明察”著稱的袁問為京兆尹，袁問在當時是出了名的清官能吏，更是個辦案能手。

有一次，一個人犯法，按律當受脊杖，這是一種非常冷酷地刑罰，很多犯人挺不過打完板子，便死在堂下，這個人很害怕，便事先去賄賂值堂書吏。這個贓吏受錢后關照犯人說“審訊后老爺一定會命我寫責狀(用刑前的文書)，這時候你就大喊冤枉，我自會為你辯解。”果然，袁問升堂審過案由后，便要這贓吏寫責狀，犯人如吏所囑，分辯不已。那吏員大聲罵道：“快吃了脊杖便滾出去，別多嗦!”

袁問聽見了，馬上對這吏員地賣弄權勢產生厭惡之心，反過來將吏員責罰一通，那個犯人倒從輕發落了。在一向御下極嚴的袁問看來，這就叫“以抑吏勢”，但是卻不知已為吏所賣矣！

更悲慘的還在后來，袁問因過于清正，得罪了一名侍御史，御史將袁問一些捕風捉影的事情誣告給皇帝，念宗下令查明實情，結果下面的胥吏對這位領導多誹謗之言，袁問便被貶到涯州做官，病死在了上任的路上。

袁問以“剛正不茍”對下屬胥吏，不僅沒有達到應有的效果，反而被奸猾小吏利用了他的性格，不知不覺中為他們謀取了利益，而最后還死在這些奸妄手中，讓人聽了可悲可嘆。

丁晉的境遇雖然和袁問大不同，和下屬的關系也沒有他那么糟糕，不過總歸是能從別人的經歷中，體會出一些對自己有益的東西，一味剛硬不行，一味柔弱更不可，剛柔相濟才是正道。

“獎”，便是此理，既罰過，就必須賞功，有功勞者必重賞，賞罰分明，人心自可歸向；且這些不入流品之胥吏，既入公門，注定從此將再無仕進可能，志向上沒有了追求，唯圖“利益”二字，這是人之常情，不能否認，也必須正視，只有正視這種心態，才能循循善誘，導入正途。

這也是為什么丁晉制定出新制度后，雖有瑕疵，但也無修改完善之心，水至清則無魚，給胥吏們留下來一些可鉆之無關緊要利益，對官、吏雙方都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