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七十三章 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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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錯的不僅范仲淹，也有趙禎，逼得太急。

王安石變法借鑒慶歷新政的經驗，醞釀了幾十年，還出現無數重大失誤，而范仲淹才進入中書幾個月，又哪里想出什么妙招，讓國家立即轉危為安？鄭朗有宋朝的得失經驗，有明清的經驗可以綜合借鑒，但實施時又是什么情況？

太急！

奇怪的是受害者范仲淹本人居然不知，認為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然后來個看似有，實際無的鯨吞。

九月初三，趙禎將兩府大臣與知雜御史等重要大臣一起喊到天章閣。

天章閣始建于真宗晚年，自趙禎以后，此閣一直安奉宋朝歷代皇帝畫像，即位前旌節，以及收藏圖籍、符瑞、寶玩與宗室名籍等物一起珍藏于此。從此在史上聲名赫赫，意義非凡。

鄭朗為國家做了這么多事，還掛過天章閣侍制的虛銜，但至今沒有進入此閣奏事。

可想而知，幾十個進來的大臣看著幾位先皇帝的畫像，一個個臉色沉重，趙禎的心，他們懂的。

但少了兩人，一個本該出現的韓琦到陜西去了，一個似乎更有資格進來的鄭朗卻在崤山爬山，爬得熱火朝天。

趙禎看了一眼諸人，至少年齡上讓他覺得很理想，有章得象與杜衍兩位六十幾歲的老臣掌舵，又有晏殊與范仲淹、王貽永三個五十出頭的半老臣子協助，其他的人，賈昌朝四十六，王堯臣四十，富弼三十九，歐陽修王素三十六，王拱辰與蔡襄三十一，若加上三十五的韓琦與更年輕的鄭朗，整個朝堂充滿了生機與活力。

至于才學。似乎更理想，這些人沒有一個才學是差的，個個都有過目不忘之能，大半是文壇大家。

論政績多數人政績也不弱，有邊功，有吏治之功。

“也許，也許……”趙禎喃喃道。

帶著大臣們觀太祖太宗遺容，然后讓諸臣坐下。吩咐太監拿來紙筆，說了九個字：“振興國家，還盛世太平！”

平時你們不是說朕不作為嗎？今天讓你們寫，當著祖宗的面，將你們心中的想法寫出來，使宋朝振興。只要你們說得有理。朕就實施。

趙禎真的讓時局逼得焦急，不然以他的穩重，萬萬不會做出這個舉動。

其實這是一個火坑，可是范仲淹不知道，看著幾位先帝畫像，又身在這種隆重的場合，與富弼等人心潮澎湃，熱血翻滾，范仲淹說道：“皇上用臣之言即可。然事有先后，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便能解決。”

想法還是很清醒的，事實這次改革，范仲淹也有意的想避開一些麻煩，于是一些條陳寫得含糊不清。但結果是錯上加錯。

趙禎說道：“今天以中外人望，所有大臣皆不及卿等，韓琦暫往陜西，鄭朗在陜州。仲淹與弼宜與宰臣章得象盡心國事。不得有所顧避，其當世急務有可以建明者。為朕陳之。”

今天放開膽子讓你們寫，讓你們說，讓你們陳。

于是范仲淹上書十事。

明黜陟，宋朝以前制度文官三年，武官五年一次，不問賢愚能否，不問勞逸，只要不犯錯誤，就可以將政績交給京城考課院審查，官升一級。但做事就有對有錯，想要不犯錯誤，就不去做事好了。于是好了，宋朝官場多是崔嫻父親崔有節這樣小心翼翼，寧肯不做事也不想犯錯的不作為官員。但官員不去做事，這個國家……

范仲淹所以將它列為第一條弊端，再根據太祖太宗時的保薦制度以及真宗的勘磨制度結合，以較定考績作為官員升遷標準，須任滿三年期，并由清官五人保任才可磨勘，善政異績者可破格提撥。

似乎應當是這樣的。

一個個皆是無為，這可不是西漢初年的黃老無為，是真正的無為，不作為！國家怎能不敗壞。

關健這個清官是何人，你我相互保薦，雪球便會越滾越大，做為人君會怎么樣想？

但趙禎居然同意，不久后便開始局部實施，至于效果……往后看。

抑僥幸，放在第二條也是對的，自宋真宗起，南郊大禮或皇帝生日，兩府大臣到各種提點刑獄官以上官員，都可以向朝廷提出申訴，恩蔭子侄門人為國家正式官員。鄭朗也利用過這項制度，提撥一些門人為官僚，唯一不同的是鄭朗讓他們先做事，立下功因功授官。又規定翰林學士以上官員者一年可以恩蔭一人，若是才智聰明者，二十幾歲擔任翰林學士，德操僥幸尚可，擔任四十年朝官，那么就可以恩蔭四十人進入朝堂擔任國家正式官職！這個……

這個……

不改不行了，所以要改，以后轉運使與邊防文官須任滿兩年后才可以提請恩蔭，兩府及兩制高官，每次大禮只許申請一人恩蔭，必須是親生兒子，侄子門客一律排除在外，閣館要職，也不許高官子弟輕易進入，想要進入不僅要考，還要經過保薦。

至于斷了多少人的門路，范仲淹不問。

也準，第一條不到一個月便開始實施，第二條兩月后同樣實施。

精貢舉，科舉是國家主要擇人來源，但學子除了背誦經義，學習詩詞歌賦外，對抵御契丹、西夏，對國家如何富裕，對百姓如何安居樂業，根本不懂。要么說以仁為本，勤政愛民這些空談之言。

國家整個教育出現大問題。

但怎么做，范仲淹自己也迷糊了，于是說教以經濟之道業，取以經濟之才……先取策論次考詩賦，少一些虛夸詞飾之臣。這個誰能看懂。但有一條說得很清楚，將糊名制廢除，改唐初的實名制，原因看不到考生名字，就失去鄉里薦才的本意，以后還有誰為朝廷薦才？至于作弊，只要細查嚴處，便宜能剎住歪風。

當真如此？囧！

擇長官。

均公田，這個公田便是職田。為使讓官員清廉，考慮到物價上漲等因素，國家撥出一批公田，隨職授官，這個鄭朗也有，認真起來還必須結到官職上，鄭朗封田兩千四百畝，實封一千五百畝。但鄭家上下沒有當作一回事，只讓佃農象征的交納一點租子。可有的官員卻能從這個田地上獲得一大批財富。不用交國稅，一畝田讓百姓交半石或一石稅務，象鄭家便能獲得八百石到一千五百石租稅。況且還有桑麻以及其他副業，莊子的產業等所得，也是一筆不小的數字。

而且鄭朗職田面積很小的。以他的地位，有的人職田能達到兩三千，三四千畝，正是這些官員比于舊數，三倍其多，貪吏因循，其害甚大，帶領著全國兼并的風氣。因此明確規訂官員職田從二十頃到二頃等有第參。

然新的問題來臨，田有好有壞。好的給誰？壞的給誰？職田緊鄰著民田，侵占了一點，也比較正常，若是均分，那會成什么？官員與官員打官司，百姓與官員打官司。實際劉娥時整頓了一下，最后鬧得不象話，劉娥做法比范仲淹倒果斷一點，索性取消職田。大家別爭。什么都沒啦！

一分準得出亂子。那為什么范仲淹還要去做，上面有幾條。只要官場整頓完畢，實名制科舉都不會徇私舞弊，況且分一點小田？

可惜他沒有穿越，否則看到朱元璋如何整頓貪官污吏的，貪污一點兒小錢，便被剝皮做聞登鼓放在縣衙，殺了幾萬名貪官，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有沒有整治好？

厚農桑，興水利，植桑棗棉花，招納逃戶，開墾荒田，增戶口，并以此作為地方官員考課政績。這是老生常談，但正是這條老生常談，也是慶歷變法中最成功的一條。但規模遠不及熙寧變法。

修武備，范仲淹最有發言權，鄭朗在裁軍，但范仲淹認為鄭朗沒有將事情做干凈，因為兩條弊端沒有解決，一是國家禁軍養在京城，京城也沒有那么多禁軍，如今宋朝陜西二十多萬，河東河北二十幾萬，京城三十萬左右，其他地方十幾萬，但多數其實還是京城禁軍，邊防是有禁軍，是京城派往前去輪換的。邊疆有事，國家從京城派兵前去邊疆，已失去寶貴的時間。京城養兵派兵，糧食重心在京城，邊疆糧食就一直跟不上來。想要殺敵或御敵，必須千里運糧，運費會龐大無比。西北數年戰役下來，花了一億多貫錢，其中好幾千萬貫就是這樣浪費的。

那么怎么去做？于京城招募五萬軍民，前往邊疆種田，一年三季種田，一季練兵，邊疆糧食就能自給自足，不用朝廷擔負額外開支，唐朝便是用此法于開玄時在青海擊敗吐蕃人的。

不錯，李隆基是這么做的，可最后玩出來一個什么產物，安史之亂！

其實鄭朗也在做，包括三白渠與屯田，這個全部交給老百姓了，讓糧食在當地老百姓手中，若是國家需糧，從老百姓手中購買，藏富于民，軍隊沒有掌控糧食，所以君臣無人反對。會用錢，但僅買糧食不貴，貴的是運費。沒有辦法，這時代不可能有火車汽車，運費始終居高不下。

范仲淹卻讓軍隊有兵有財有糧……這個，這個……

減差役，因為更先進的免役法實施，實施的范圍不大，主要是邊區與貧困州縣鄭朗沒敢碰，不能在哪里執行免役法，一執行準得出大亂子，但問題依然保留在哪里，于是對這些州縣進行合并，包括耆戶長在內，逐步減少當地的差役，以來減輕百姓應差的負擔。

畢恩信，朝廷三年一次南郊大郝，這是做什么的，收買民心，不但給士兵賞錢，一逢大郊禮，地方官吏要行寬賦斂、減徭役、存恤孤貧、振舉滯掩之事，造福于民。可是天子有詔，下面的官吏卻不執行，還經常欠老百姓的賬不還，一起償還不可能，天禧以前的天下欠負朝廷全部償還，本朝欠負也予以除放。大郝之時，朝廷恩信地方官吏必須落實于民。

重命令，朝廷朝令夕改，煩而無信，因此制定頒發詔令要慎重，做到有令必行，違者治罪。

這十條除了那個修武備朝廷沒有同意，前后輕重不等執行，科舉趙禎很清醒的沒有同意范仲淹的實名制，但將策論列為詩賦之上。

拋去所用方法對錯不提，大多數確實也是宋朝的弊端。但范仲淹也不知是有意疏忽，還是真正疏忽，一個重大的問題他沒有說……

新政剛出來，歐陽修再一次倒呂，害怕呂夷簡別有用心，得將呂夷簡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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