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五經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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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必從許都啟程，按照路程的遠近，先往河內，再赴河東，所以他宣詔后不久，跟是勛酒還沒喝完呢，曹仁的使者也前后腳到了——從使者掐著點兒來，是勛可以想見，曹子孝是真想趕緊拿到自己手中的兵馬，好展開對并州的全面攻擊。

雖說兵權被奪，是勛卻并不怨恨曹仁——還不如當日聽說曹仁率軍奔官渡去了來得郁悶哪——身為武將，聽說自己的權限可以擴大，兵馬可以增多，毫無士人風度地急著辦交接，本是人之常情。他跟曹家班的武將除了太史慈、典韋等寥寥數人外，大多也就點頭之交，幾個姓曹的相對更融洽一些，不過經過這件事，即便曹仁不因此心生愧疚，也肯定要承自己的情吧，從這個角度去考慮問題，未必不能把壞事辦成好事。

所以他并不為難曹仁的使者，只是說今日將晚，明晨交割，派人把使者領下去，安排宿處，好生款待。

當夜輾轉難眠，怎么也想不明白荀彧為啥要趁機落井下石——唉，看起來自己對政治斗爭還是門外漢啊。只是他本能地察覺到并且認定，荀文若的用意，并非明面上擺出的理由那么簡單。

翌日起身，先召來曹仁的使者，交割了兵符。他把屯扎在永安境內的兵馬全都交給曹仁了，仍駐安邑之卒，算是河東本身的郡兵，則不交與。當然啦，理論上只要曹仁需要，行文來討，不但河東郡兵。就連是勛自己都必須帶著部曲上陣去。但那終究是后話了。

送走使者以后。是勛又陪著王必在安邑內外巡視、游玩了三日，然后恭送王必返都。等一個人再回到衙署，坐于案后，打開公文來，卻半天都瞧不進去。鋪開一張紙，提筆蘸墨，連寫了三遍“趙達”，然后忍不住惡狠狠地摶作一團。擲在地上——“賊徒，吾必不與汝善罷甘休！”

他知道趙達遲早是要被曹操當替罪羊提拉出來，明正典刑的，因為那家伙得罪人太多——正所謂“千夫所指，無疾而終”。想到這點，心里略微舒服了些。至于跟自己還有點兒交情的盧洪，史書上卻并未記載其下場……何不寫封信給盧洪，言及往日之情，略述今日之事，再聊聊日后的發展？“校事”組織。自己現在還不敢去碰，既然如此。何不暫且分化那二人，拉盧洪一把的同時，也給趙達再埋點兒釘子？

想到做到，當即信付盧洪，遣人送出——他知道盧洪不敢隱瞞，這信很可能最終落到曹操手里，所以并不敢寫得太過明白，甚至不敢直接抱怨趙達，而只是略述了一番校事可能的危害，勉勵盧洪要忠勤辦事，“毋傲上，毋凌下，毋縱惡，毋逾法”而已。

一邊寫信，他一邊也想，趙達究竟為什么要彈劾自己呢？是因為往日的仇怨，還是特意揪出個曹家親眷來刷名聲，從而擴大自己的威望，甚至妄圖擴充校事的權柄？對于趙達那種人，是勛不憚以最大的惡意揣度之。不過還好，看起來他的彈劾只是一個契機而已，曹操剝奪了自己的兵權，雖因彈劾而起，卻并非認同了彈劾的內容——否則就把彈劾抄送自己看啦。那么，自己除了乖乖聽命外，又該如何應對呢？

話說自己這些年，對曹操是不是太過惟命是從了？他讓自己往東自己就往東，讓自己往西自己就往西，只要不悖大義，不逆統一進程，幾乎從無違拗，頂多也就半真半假地犯幾天懶，請幾天假而已。其實自己的身份乃是朝官，非幕府之臣也，與曹操分屬同僚、上下級，卻并非君臣——當然啦，表面上是如此，卻并不代表實際也如此——太過聽話，會不會反為人所看輕？趙達膽敢彈劾自己，是不是也有這方面的考慮，覺得自己肯定逆來順受，不會給曹操臉色瞧，所以也牽累不到他？

這都是先入為主之害啊。曹操是何等貨色，他得志后將會如何猖狂，這年月沒人比自己更瞧得清楚——也說不定賈文和是例外——所以盡量不觸其怒。你說孔文舉，如今會想到自己遲早要掉腦袋嗎？還有荀文若，如今會料到自己最終的下場嗎？在他們眼中，曹操不過霍光也，只要不犯路線斗爭的錯誤，只要不起意謀害曹操，曹操就不會也不敢拿自己怎么樣。

只有是勛明白，曹操一代梟雄，非霍光那種官僚可比也，逆鱗不可觸！

然而如今曹操的逆鱗終究還并沒有奓起來，他的驕狂，得在平滅袁紹，一統北中國以后才會逐漸顯露。人都是會變的，在變之前即當變之后來看，自己是不是太過小心了？

王必之流才需要如此小心，因為他除了忠藎外一無所長啊，因為他把自己徹底地依附在了曹操個人而非整個集團身上。自己不同，自己身為姻戚，略有所長，亦為曹操多立功勞，更重要的是，自己所要博的乃是在儒林中的名望，或者在曹氏集團中的名望，而非曹操個人的信重。

況且，最近收了不少小弟，你必須得讓小弟看清楚，你是曹家分公司的老板，而不是曹操手底下一個業務員——哪怕是最受信用的高級業務員——他們才有繼續跟隨你而不是直接往母公司跳槽的動力啊！

想到這里，是勛不禁冷笑一聲，當即下令：“召韋曹掾來。”

九月秋收的同時，有榜文張貼河東各縣，言郡守將重開官校，暫任奏曹掾韋誕為學宮祭酒，召聚學子，讀書講經。為了吸引士人前去官校學習，榜文中還特意說明，凡入學者，將下發一套朝廷才剛定正的三經（《易經》、《尚書》、《詩經》）當教材，學足一年，即歸己有，并且身為鄭門嫡傳的郡守也會親往講學。

漢代的郡國學校，始創于孝景、孝武時代的循吏文翁，至平帝元始三年，由王莽頒布制度，各郡國統一設立。但是漢末動亂，就連太學都開不成了，更何況各地的學宮呢？也就名士大儒劉表在襄陽復興過一回而已，余者大多廢棄。

是勛重修學宮，再開官校，就是要向曹操表明：你讓我專注民政，好，我就專注民政；但我說過自己搞印刷術是為了教化，如今干脆就把主要精力全都放在教化上給你瞧瞧。趙達那種屁話，我知道你是不信的，我這番舉動，就是要全天下人都不信他——這也算是對曹操一種無聲的抗議。

當然啦，抗議歸抗議，是勛此舉，政治上絕對正確，儒林中可刷聲望，曹操又能拿他怎么樣了？

河東郡內，世家大族很多，衛、裴、董、柳以下，家世二千石的就不下十家，子弟們大多在家中讀書，雖有不少往赴許都太學，但年輕太輕的，家人還真不放心讓他們跑那么老遠，那么，去郡治安邑上官校，就是相當不錯的選擇。更別說低一等甚至兩、三等的那些中小家族，家中藏書和師資都不足，子弟們也未必有資格、有門路上太學，如今聽聞郡內官校重開，個個喜不自勝，奔走相告。

秋稅收繳上來以后，官校就正式開課了，四方來聚的士人，下起十二歲，上到四十八歲，足有五百余名，這數字把是勛都給嚇了一大跳。他事先已經拜訪過各大家族，請出幾名宿儒充任教授，又命法曹掾、精擅經學的樂祥總管其事——在原本的歷史上，杜畿治理河東，即任樂祥為文學祭酒，負責文教之事。不僅如此，是勛還兌現承諾，自己隔一天就往學宮去開講。

歷代經學，可分為“我注五經”和“五經注我”兩派學風。漢儒是“我注五經”，即先有經典，再鉆研經典去探求其中的道理；宋儒則是“五經注我”，即先有自己的思想，再歪曲經典來加以詮釋。是勛一直是奔著第二條路去走的，只是原本不敢太明目張膽而已，如今他師承也有了，名聲也有了，一郡之內，唯他為大，那還有啥放不開的？

在學宮之中講課的次數越多，時間越長，是勛就越是膽大妄為，甚至不惜徹底地扭曲經義。比方說，孔子曾經說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直接罵孔老二主張愚民政策是不對的，應該考慮到當時的社會環境，廣大底層民眾根本就沒有接觸知識的可能，強使知之，反而會出事兒。但是勛在講這一句的時候，卻干脆按照后世為給儒家洗白白而到處流傳的不靠譜點逗方法，讀成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倘若老百姓遵從你的政策，那便可以不加管束，倘若老百姓不肯遵從你的政策，那便需要先開發民智，教化他們。

如果說是勛當初私注五經，往里摻了一成的私貨的話，那他如今在河東講學，就足足摻了三成還不止。他要利用儒家經學，闡釋自己覺得可以在這時代拿出來的嶄新的思想，從而創建自己獨特的思想體系。正所謂和尚摸得我……啊不對，朱熹做得我便做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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