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章 九三年(完)

正常來說，人類認識世界的步驟，是得先發現問題，然后總結規律。但大順這邊畢竟不同，在未發生之前，實際上已經有人見過。

并且本身大順這邊經濟學的三歪經體系中，涉及到地主問題，一開始就蒙上了“有效需求者”的概念，恰恰是大順的食利階層在為自己的存在找合理性的過程中，引發了“東西賣不出去、沒有有效需求者”咋辦的問題。

如今大順內部一些早就開眼看世界的人，心里很清楚，大順的經濟現在極端過熱。

在劉玉跑路前后的扶桑金銀礦開發后，大量的貴金屬流入了大順，終于解決了困擾著從明中期開始就一直無法解決的貨幣不足的情況。大量的貨幣，又恰逢大順這邊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成果顯現，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獲勝，可謂是渡過了一段咆孝著發展的二十年。

世界就這么大，歐洲、印度、東亞、非洲的情況，自不必提，很多問題早已埋下。

而剩下的美洲，尤其是對于此時世界經濟至關重要的南美——至今來說，南美在這個金銀為世界貨幣的時代，依舊是一個可以造成世界震蕩的存在——實際上也要出事了。

一戰的結局，給垂垂老矣的西班牙注射了一支強心劑。頗有雄心的卡洛斯三世覺得自己又行了，抓住大順參戰后一戰勝利作為戰勝國的威望，開展了一系列加強中央集權的改革。

改革這玩意兒，尤其是加強中央集權的改革，若沒那本事，最好不要瞎雞兒改。改不好，容易把自己改沒了。

于本土，和耶穌會開戰、抄沒地產、勒令還俗、限制教士人數等等。

于殖民地，則是開始清理殖民地的“土豪地方派”——西班牙的殖民地，分為宗主國過去的半島人、和早些年過去后和印第安人混血的混血人或者好幾代的出生在殖民地的白人。后者算是地方豪強，畢竟根深蒂固數百年了。

卡洛斯三世的政策，其實也就是外派本土的官員過去，搞換血，順帶清理下殖民地官員里和地方豪強派關系親近的問題。

問題是，此時近四百萬南美白人里，所謂的“半島人”，也即在本土出生過去的，也就3萬來人。

這滿清搞統治，還知道開科舉、用士人，方能維系。

卡洛斯三世的改革，則是壓根不知道天高地厚，把原本地方派的官員、教士等，擼了一大批，全換上了本土派。

本身吧，中下層就對母國不滿了。

這回，把土豪、鄉紳等上層也給得罪了。

那這要是還不起義，真就見鬼了。

其實這種事很正常，大順在扶桑才經營了幾十年，當地的豪強派就已經出現了，對于大順這邊對扶桑土地的管制和土地交易限制、以及不準私自圈地搞土地投機的政策就已經相當不滿了。

不過，西班牙是西班牙、大順是大順。

大順是打贏一戰的主力，而西班牙純粹是個搭順風車的。

大順這邊的人口和軍力壓住殖民地的豪強綽綽有余，西班牙指定是不行。關鍵是早些年西班牙窮的叮當響，大順參戰之前，西班牙覺得戰爭陰云密布，開始在南美招募軍隊、用南美的財政養兵，以提防英國的入侵，這也使得大量的混血人或者叫地方派有了槍桿子——某種程度上的團練。

當然，最關鍵的是兩邊的政策。

大順對北美殖民地的態度，是繼承了劉玉的政策體系的——泄壓閥。早晚管不住，一切政策盡可能方便人往那邊去。

是以，政策是“正統殖民術下，強行創造資本這種社會關系的存在”，即：土地國有——行政賦予地價——遷民——工資勞動——貨幣買地為自耕農——下一波移民。

這就使得，這種政策、以及北美的資本家，必須依靠母國體系維持的這種奇葩的殖民政策，才能使得他們的工業存在，而不至于崩解。

一些大商人琢磨著搞土地投機，對大順的土地政策不滿。但實體產業資本，則是依附母國的。

是以，穩得住。

而西班牙的殖民地政策，以及西班牙本土的生產能力，那就不用提了——就一句話，西班牙那殖民地商業政策，要是大順的手工業水平，一點毛病都沒有；但西班牙吊毛的手工業能力都沒有、還把猶太人摩爾人新教徒清洗了一波，居然還玩重商主義殖民地政策想要把殖民地當本國市場，純粹扯犢子。

伴隨著一戰獲勝，直布羅陀和呂宋問題的談判解決，以及智利硝石礦的開發和大順的需求，還有就是西班牙王室和大順的工業生產能力合作再度加緊了管控政策，拉丁美洲出事，已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現在還沒出事。

而過去的二十年間，拉美也成為了大順這邊新開拓的市場。

再加上：李欗為了大豆問題向日本二次施壓、印度方向的持續擴張和開拓、一戰勝利阿姆斯特丹這個“租界買辦”的繁榮興盛……

而大順內部為了保護自然經濟，又采取內外分治的政策。

扶桑涌入的大量資本，既不能深入內地買地囤地，憋得夠嗆，又有一戰后的這么大的市場，自是投資到了瘋狂的程度。

棉紡織業、商業運河、先發地區和殖民地的商業鐵路、冶鐵挖煤、造船、運輸、棉花靛草種植園、玻璃制造、造紙、瓷器、蒸汽壓茶沫、先發城市的地產、建筑……

勃勃生機、萬物竟發，那都是“謙虛”了。

已然是一片瘋狂。

問題就在于，這種瘋狂的生機，是建立在一戰后的基本穩定和平的世界秩序下的，也是建立在大順打著自由貿易旗號下的搶占世界市場的背景下的。

然而，歐洲眼瞅著要亂，一戰結束后的法國是歐洲的核心，法國一亂，整個歐洲都要亂。而法國的亂，已經是必然的了，翻燒餅似的改革，今兒自然秩序、明兒科爾貝爾主義，左右橫條來回翻的改革愛好者，更是把這種亂局推向了臨界點。

印度問題，伴隨著大順要連“紡紗業”都要吃下去，以容納更多的就業人口，以及走錠精紡機的使用，和大順在印度搞大順熟悉的土地制度小地產制改革下導致的高利貸土地兼并問題，也馬上要炸。

波斯已經亂套了。

日本也是各方蠢蠢欲動。

拉美問題，更因為大順在一戰中對英國的戰后處置，在思想上引爆了拉美獨立的風潮——自由貿易。

這件事，咋說呢，算是一個比較“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原因。

西班牙的殖民政策，限制拉美的工商業發展。

而拉美的工商業被限制，所以又沒有和大順的自由貿易口號相抵觸的實業階層：比如在里昂，里昂的絲織工匠恨不得把劉玉的棺材板子燒了，挫骨揚灰；比如在蘭開夏，棉紡織工人恨不得把大順的商船全都燒了砸了。

但問題是，西班牙之前的殖民政策，使得拉美既沒有里昂、也沒有蘭開夏——本來是有機會有的，明中期，墨西哥的絲織業用著亞洲絲，那是相當發達的，結果西班牙給弄死了。

這就導致，在階級的問題上，拉美的上層是傾向于自由貿易的。

因為拉美那片的豪強，不是大地主，就是大莊園主，他們和大順的工業又不矛盾，巴不得用更便宜的貨。

而西班牙打贏了一戰后，和大順談判的結果，是西班牙以大順的貨源為基礎，繼續搞王室半壟斷貿易。

也即，沒錯，我西班牙本土是沒啥工業生產能力，但我從大順這拿貨，這不就等于是商品是從商船里長出來的嗎？只要商船是王室這邊的，那利潤不就是王室的？

而拉美的豪強、地方派，又不是干工業的，甚至連手工業都不是。他們自然對大順處置英國時高喊的自由貿易，大有好感，并且傳播了大量的書籍，完成了經濟上的啟蒙運動。

再加上，當年大順、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等，在里斯本大地震之后，合力弄死了耶穌會，這也使得很多激進思想開始在拉美蔓延。

歷史上，亞當·斯密，噴英國的經濟哲學，是“生產的哲學”，完全不站在消費者的角度上去考慮問題。

打贏了一戰的大順，對英國呼號的自由貿易，也正是從這個角度上去噴的：你看啊，你們積累了一二百年了，這么多的金銀，該過點好日子了。你要搞自由貿易的話，對每個消費者都有利，原本只能穿亞麻布的，現在就能消費升級穿棉布了。

而西班牙的拉美殖民地，因為西班牙之前的殖民政策，又壓根沒有工業，當然，西班牙自己也沒有。

這就使得，這種“不是生產的、而是消費的經濟學”，在拉美大受歡迎。

西班牙這一套，和科爾貝爾主義還不一樣。

科爾貝爾主義，是說勐加關稅保護本國產業、盡可能搞本國工業替代、用稅收和國庫收入直接作為原始積累給產業注資。

西班牙這一套，則是王室壟斷貿易，明明自由貿易下能賣一塊錢的布，過一手賣到拉美賣兩塊錢，王室是當二道販子。

這不是說當二道販子就一定不行，原始積累這玩意兒，“英雄”莫問出處，坑蒙拐騙偷都行。

當二道販子搞原始積累，也不是不行，這就相當于對拉美征收消費稅唄。

問題是當了二道販子，錢掙到了，走私問題也解決了，但是西班牙花錢花慣了，賺的錢也壓根沒發展工業，而是都花了。

對大順而言。

或者說，對此時的李欗而言。

這件事的重點，確實在于拉美要亂。

但拉美要亂的重點，又不是多血癥爆發。

就大順現在這種過熱的經濟，和歐洲印度波斯大亂在即的局面，多不多個拉美亂，對于大順的經濟多血癥發病沒啥影響。

有它五八、沒它四十。

關鍵在于李欗對于危機之后再度繁榮的判斷。

如果說……歐洲亂了、西班牙崩了、拉美分出來了。

就拉美此時的階級狀況，實業基本沒有，大莊園大地主，肯定傾向自由貿易。

到時候，豈不是意味著，門戶洞開，大順在危機之后就可以拿到一個絕對傾向于自由貿易的、巨大的、和墾殖扶桑很近的、可以引爆危機后大順下一波繁榮的市場？

除非，拉美那邊出了個強人。強到一統拉美、完后還是個工業主義者，從西班牙分出來后搞科爾貝爾主義，對內嚴酷統治，清洗自然秩序派，強行把工業拉起來。

但，這種可能性，太小，忽略不計。地主和農民的問題都弄不明白，大莊園所有制的豪強世家要搞分離，工業還是拉倒吧。

所以，李欗認為的“一線生機”，就是“利用危機的周期性”。

也即，在危機爆發時，資產價格暴跌的時候，靠國庫和銀行，收購暴跌的資產，使得朝廷所掌控的官有經濟比例急速增加。

這么玩，當然容易玩崩了。

但是，要是玩完這一套之后，立刻就有一波繁榮期呢？

而且，拉美問題，和大順的扶桑移民問題，是相輔相成的，畢竟更近一些。

如果說，歐洲亂了、西班牙炸了、拉美分出來了，大順憑借體量、優勢、以及智利硝石銅礦貿易的基礎、還有之前和西班牙王室合作貿易的底子，瞬間就能把拉美變成自己的商品傾銷地。

至少，能在危機后繁榮一波。

至于說，怎么樣西班牙炸……一戰時候，劉玉是埋下雷了的。直布羅陀和呂宋問題，一直沒解決呢，法國一亂，讓西班牙炸開，對大順而言是肯定能找到切入點的。

而這個問題，對大順而言，最終其實還是個“贖買”的問題。

贖買、贖買，你得有東西，才能贖買。你沒東西，怎么贖、怎么買？

李欗和皇子說的很清楚，你別看之前修往東北的鐵路，完成了山東地主的轉型，但實際上是拿松遼分水嶺以北的土地換的。

而大順的國土情況，以及內地的畸形的以農業盈余為基礎的經濟、和強悍的小農經濟，靠所謂的“佃戶贖買、地主得資本、然后投資工商”的想法，那就純粹扯犢子。

以羅剎的農奴制改革為例，贖買問題，在大順和俄國是不一樣的。

俄國的農奴改革和贖買，本質上是把公有土地私有化，農民出錢給地主，讓地主迅速拿到原始積累；而原本有份地的農奴，混成了啥也沒有的打工者。由此，農業發展、工業發展。因為俄國的農業實在是太落后了，落后到農奴制居然能一直保留到那時候，所以搞成地主有地雇人耕種的模式，農業的確是會蹭蹭地發展。而且，順帶還制造了一大批連份地都沒有了的自由的農民，去工廠做工。

而大順的問題恰恰是反過來的。

大順缺去工廠做工的人嗎？

不缺。

大順的贖買，是把公有土地私有化，然后批量制造地主和富農，發展農業嗎？

不是。

恰恰相反，大順的贖買，是試圖消除地主，批量制造自耕農。

為啥？

因為大順現在的畝產不低，高爐鐵和牛耕時代的基本天花板了，要解決的是大量的人快要連飯都吃不上的問題，而不是要反著制造一大堆的經營性的地主。

或者說，大順現在壓根不想讓資本往耕地上流。

俄國的情況，是資本往耕地上流，畝產可以蹭蹭地漲、生產力發展、農產品提升。

大順的情況，是高爐鐵牛耕壟作時代的基本天花板了，資本往土地上流，畝產基本不漲，倒是全都把土地當成固定資產投資，等著收地租。

所以，既壓根不是類似的情況，那就千萬別刻舟求劍東施效顰。

贖買政策的目的，純粹就是逼著資本往工業上跑，不準往土地上跑，至少在內地不準往土地上跑。至于在殖民地，愛咋跑咋跑。

或者說，因為實業的投資回報率太低，遠低于人口膨脹土地矛盾激化下的買地收租的回報。

大順只能選擇這種奇葩手段：我解決不了回報率低的問題，那我直接讓你沒機會回報不就得了？

這和歐洲那邊意義上的農奴制改革的贖買，恰恰是反的。

那邊是公有土地私有化，批量制造地主和富農。

而大順這邊是私有土地國有化，至少是取消其能作為金融投資的屬性。

所以，問題的本質，從不是贖買本身，而是“資本往工業上流，而不能使得工商業資本逆流回農業”的問題。

贖買本身不是本質。

但贖買本身卻是關鍵。

名義上講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但實際上這就是句屁話。

李自成時候還喊均田免糧呢，最后新順成立，不還是沒均嗎？你敢均田，人家就剃發。

福建的永佃權農兵起義，就是當地士紳帶著“滿洲的太君”去清剿的，畢竟路不熟。

黟縣奴變，也是邑之士大，走乞師于郡，始執首叛諸奴，磔市以狥。諸素謹者貸其死，就仆舍執役如初

太倉奴變，那也是士紳喜迎“王師”之后，鎮壓完后，士紳剃發無不得意：奴輩謂奴不當與天地同休，是則真奴語也……

所以說，不直接舉兵起義，而是想要通過改良變法的方式，那就只能贖買。

贖買吧，最起碼若是直接均田肯定要反抗的，說不定就琢磨琢磨，哎，既不反抗了。

壓力就會小很多。

既是說贖，那就得有東西，才能贖。

沒東西，怎么贖？

小農自己贖買，是無意義的。

小農自己贖買，仍舊還是交租子給地主。也就是說，交十年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后，地就是自己的了。

那之前難道不交租子？

之前交的租子，地主也沒說投資實業吧？

只有把“贖買，變為強制的工業債券、強制的國債儲蓄”，這件事才有意義。

也就是說，強制讓地主的錢，往工業上流動，完成轉型。

他們不知道咋轉、不知道咋辦，那么就需要朝廷逼著他們轉、手把手指揮他們辦。

但大順現在還面臨個新的問題。

那就是李欗說的，伴隨著對外擴張、經濟繁榮、貿易順差、北美金銀，先發地區的資本雄厚。但凡有真正賺錢的產業，正值這個瘋狂咆孝著發展的二十年，輪得到官辦？

就算說把贖買作為強制的工業債券，大順朝廷往哪投呢？

眼瞅著多血癥危機就要爆發，這時候搞強制工業債券，瘋狂投資，那是活得不耐煩了？

分歧也就在這。

顯學派的均田是啥意思？

贖買？贖個屁，直接均，均完之后國家來當這個最大的地主。

把地租收上來，辦船廠、搞遷民，壓根不考慮什么利潤、回報之類的事。

照著一年1億兩左右的畝稅極限，或者直接折算成糧食。

官辦造船、冶鐵、農業機械、畜牧等等行業。

官方招收水手、海員、教師等。

一波一波地把人往扶桑送，直到最終完成“五口之家、百畝之田”的基礎之后，再讓工業全面鋪開。

破而后立，解決大順內地的工商業，全都是依靠強制的地租農業盈余的局面，而把工商業的服務對象，變為農業的生產者，也即一個個有足夠土地能以交換價值為目的生產的自耕農。

在這個過程中，朝廷需要高壓、需要強悍無比的國家機器、需要膨脹至極的讓宋代冗官冗員都自愧不如的官僚體系。

壓根不考慮什么投資、回報，純粹靠強制性的小農的稅收作為投資，照著二三十年搞，直到扶桑有一億人口、南大洋和新苦兀等有個五六千萬人口，完成真正意義上的戶均百畝田的均田。

李欗反對這么搞的根本原因，很簡單：合著難辦的事，朝廷來辦。資產階級全程不出力，就等著三四億人口的大市場形成，全力發展是吧？那到時候，工業是你們主導的、資產階級的力量無限膨脹、內部巨大的能把你們弄死的矛盾消失了，那皇帝還有個卵用？

你們暢想的新時代里，有皇帝的位置嗎？

合著我這是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是吧？

至于說怕形成什么新的類似關隴集團、淮西集團之類的玩意兒，那倒是次要的。

而所謂的進步的皇帝，精髓就一句話：左右橫跳，挑唆矛盾，當所有階層的恩人。

比如說，李欗設想的豫皖地區做稻草人嚇唬新興階層、去除大順這幾年的激進思潮。

這事，顯學派做，和皇帝的做法，就大有區別。

顯學派做，那肯定是弄一堆實學的官吏、基層，帶著兵過去搞均田。完后征稅、發展工業、遷民。

這個過程中，肯定會有大量的不滿。

地主的不滿、士紳的不滿、原本自耕農的不滿、田皮田骨等問題的不滿，等等、等等，一大堆。

這些不滿，肯定是沖著朝廷的。壓不住，就容易鬧出來大事。

而起本身顯學一派的想法，那又不是和勞動人民相結合，純粹就是自上而下的“拯救”，這要是鬧不出來類似青苗法之類的事，那就見鬼了。

但李欗的做法，那就大不同。

放開危機中憋瘋了的資本，最多兩三年，就能直接把豫皖地區搞的天怒人怨，直接炸了。

而豫皖地區，又是死地，尤其是伴隨著淮河治理、黃河改道、鐵路修建、先發富庶之后，被分割的區塊，使得這種起義，在李欗看來是可控的。

靠著起義，用類似《流民圖》事件的辦法，使激進思想退潮，同時讓傳統派產生對新興階層的恐懼和不滿。

然后既是起義，肯定是要殺人的。

這不是朝廷殺的啊。

是起義者殺的。

地主、鄉紳、買辦、商賈等等，殺上一波，這地契不就空出來了？

隨著鐵路修建、黃河改道、淮河治理等，使得這一波起義無可流動，最后也不會成大事。

劉玉當年是怎么毀的揚州？除了漕運改海運這個大背景外，可還有故意縱容起義軍，嚇的富戶商賈攜帶資本潤到松蘇去了，他還借著機會搞了波地產弄到錢，興辦了不少實業。

李欗自是覺得你既做得，我做不得？

到時候折騰一波，事后或剿或招安，再把空出來的地收為官田分掉，籠絡人心。

順帶拉出來一波和新興階層有血海深仇的“保守”的新軍，駐扎先發地區。

這樣一來。

對資產階級而言，是皇帝給擦的屁股，要不然這群起義軍不得沖到你們那把你們掛樹上？

皇帝是資產階級的恩人。

對無地貧農、失業的手工業者，是皇帝收攏了田地，分給你們。

皇帝是這批貧苦農民、失業的手工業者的恩人。

對雇工而言，本身的危機，與起義造成的失業，皇帝招募一批軍隊、再送一批人去扶桑墾殖。

皇帝是這批雇工的人。

對地主而言，當然，已經被殺了的地主是死人那都無所謂，對于其余地方的地主而言，是皇帝撲滅了起義，要沒有朝廷你們不得全完犢子啊？

皇帝是別處地主士紳的恩人。

這一波折騰完，豫皖地區的局面就會大為改觀。

原本的舊的基層統治崩潰了，這時候科舉改革也基本完成了，再選一波官吏，從已經被起義軍摧毀了舊秩序的地方，直接建立新秩序。

而本身，遷民這種事，又得一波波地來。

借著危機、繁榮的周期；借著找機會弄爆西班牙把拉美市場打開創造繁榮的契機。

把豫、皖地區的均田、遷民、轉型、贖買等完成。

如此，朝廷手里就捏著東北、京畿、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浙北等大片的既有穩定的自耕農支柱、又完成了改革的地區。

剩下的，就可以慢慢折騰了。不管是人口、還是經濟，已完成改革的地區都占據絕對的優勢。

其余的地方，或慢慢來、或勐地來，那主動權就在朝廷手中了。

而福建、兩廣，這些地方，本身靠海，可以下南洋。

而要解決西班牙，呂宋又可奪回。到時候對呂宋的西班牙人就不必客氣了，什么教堂、什么莊園、什么地產，通通充公，反正也不怕報復。既有從西班牙手里奪來的地產和教堂教產，離得又近，這又可以順帶解決一下福建的人口問題。

只要說，到時候能借助下次危機，基本改革完成的地區包括東北、京城、河北、河南、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安徽等地區，余下的那些就可控了，問題也不大了。

當然，這么搞，很容易玩砸了。

可若是沒玩砸，那就很有機會抓住那一線生機。

只不過，李欗估計自己多半是活不到那時候。畢竟這一線生機，是建立在多血癥危機爆發的前提下。

整個過程中，外部局勢，唯一可控的，其實就是一個弄碎西班牙、支持拉丁美的反抗運動。

剩下的，只能說聽天由命了。

說不定，法國明天就炸了，然后引發連鎖反應，大順的對歐貿易直接完蛋，危機就爆開了。

也說不定，可能要等好久，被大順這邊的商品沖擊搞得實在撐不住了，歐洲才炸。

這些都不可控。畢竟弄碎西班牙，也得是歐洲亂了，才有機會一步到位。

作為一個失敗主義者，李欗視角下，留住皇冠，本身就是他們家族逆天改命的行動，成與不成，只能是所謂盡人事、聽天命了。

無非是他自認自己不可能再活好久，也怕萬一哪天撐不住忽然暴斃，是以他只能把這些東西，交給皇子。

更要皇子趁著他還活著，勐刷一波威望、名望。

以及，至關重要的人設——“進步”的太子。

威望、名望，沒必要去和舊學的科舉派那去刷。那群人是死硬保守派，既不會造反、也不會干出驚天動地的大事、更缺乏聽起來不扯犢子的綱領。

所以要去刷名望的地方，就是那群實學派、顯學一系。

因為這群人有聽起來不扯犢子的綱領，所以要先借著科舉改革這件事，把這批人分化一下。

拉走一批、趕走一批，同時還要立起來“不是不改良，只是先邁左腳還是先邁右腳”的人設，使得一部分可能失望轉激進的人才不要失望，最起碼繼續觀望。

換句話說，讓一群本可能在這場科舉改革風波中覺得大順要完、沒救了的人，去“挖黃河河道”。

在和皇子把這圍繞著生產過剩危機的一線生機的大致思路講完后，在皇子錯愕無比的眼神中，李欗道：“如今不比過去，只居于深宮，靠距離來塑造神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實學興起，現在連宇宙起源都談到了星云假說，天子神性早已不在。仍舊守株待兔，照過去手段，已不行啦。”

“舊儒學一派，他們成不得事，三代之治全是扯澹，根本無從實現。既無綱領，他們也就沒有威脅。”

“新實學一派，他們是能成事的，最起碼有個推論起來可以實現的未來。真若叫他們徹底失望，天下必要大亂。”

“顯學如今勢大，實學也需要宗門領袖，如今之際，正是想辦法分化顯學、而你做實學宗門領袖的時候。”

“既要分化顯學，另立實學正宗，首先便要承認他們推斷的未來，但要否定他們通往未來的路線。”

“舊儒學這群人，他們的教義本就是忠君的。日后你為天子，大義就在。”

“而實學顯學這群人，認道不認人、從道不從君。你必要拿出道理、拿出路線，方能拿到大義。”

“簡單來說，工業主義、墾殖扶桑，這兩件事，不可更改。”

“在這兩件事之下，怎么做、如何做、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你要說出道理。若只空談，不但不會有名望，更會招致他們的嘲笑。”

“科舉改革的風波，于舊學上，無甚壓力。此番你要與實學一派講道理，拉走他們的大多數，易顯學之質。”

“好在昔日興國公臨行之前，留書一卷于朕，這些年朕也多研讀，又暗窺顯學之討論，他們尚未得精髓，正可壓服分化，另立顯學。這幾日，朕正可講與你聽。”

皇子聞言，雖多驚詫，但還是在眾多驚詫中，問了個他最想知道的問題。

“父皇，昔日興國公臨行之前，既留書于父皇。那么，如今一些偽為興國公所著之書，會不會也是他留下的？”

“若真實他留下的，里面諸多內容……兒臣覺得，實在過于可怖。”

李欗看了眼皇子，笑了笑，卻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而是講了一個很久很久之前的故事。

故事里，稱呼也從朕，變成了我，只是個久遠的回憶。

“很多很多年前，那是朝廷剛下南洋的時候了。興國公問我，說下南洋一戰，荷蘭的商賈果然最后選擇了合作，那么這里到底誰的功勞最大？”

“我給出了很多的答桉，可興國公都一一否定。”

“最后他告訴我說，功勞最大的，是那些搓布的、炒茶的、燒瓷的、繅絲的。若無這些人，便是有再大的本事，這事也做不成。這是基石。”

“我以為他還是民本之學，但他告訴我這基石的意思，并不是空泛的民本。而是說，這些搓布的、炒茶的，他們是讓荷蘭的商賈屈服的真正力量。”

“興國公說，他能戰勝荷蘭的艦隊，但若無這基石，便不可能讓荷蘭的商賈屈服與合作。那么即便還能下南洋，但無這樣的基石，那個下南洋就不可能是此時的下南洋。”

“或許可能是下南洋種地、或許可能是下南洋收香料、或許可能是下南洋收貢賦。但肯定，絕無可能是如這般下南洋，與荷蘭商業資本合作對歐洲賣貨賺金銀的下南洋。”

“我一想，倒也有理。即便有搓布炒茶的那些人的勞作，卻也未必一定會是這樣的結果。或許未必下南洋、亦或許下了南洋也未必非要去做買賣。”

“然而，但若沒有他們，肯定不可能有這樣的結果。”

說完這個久遠的故事，李欗嘆了口氣，似是在追憶什么，慢慢道：“現在，新的一群勞作者出現了，新的一群所謂的階級出現了。”

“他們，是變革的基石，沒有他們，一些可能，就如同沒有搓布炒茶的天朝下南洋一樣，一定不可能有與荷蘭商賈合作賣貨這樣的結果。”

“但是，是不是說，有了他們，有了新的階級，就一定會在幾十年內自發地走向某種必然呢？”

“好比說，有了那群搓布炒茶的，是不是一定就會達成下南洋、并且與荷蘭商賈合作賣貨的結果？”

“顯然，不是的。”

“那些流傳的書冊，到底是不是他留下的，不重要。”

“那些書冊，寫的內容，不過都是些諸如類似《因為搓布炒茶的生產，所以可以達成與荷蘭商業資本合作的結果》的道理。”

“但要做事，實則需要的，是一本《怎么辦才能達成這種與荷蘭商業資本合作的結果》。”

“而要成事，需要的，則是一本《在大順現有的具體條件下，怎么辦才能戰勝荷蘭下南洋、并且達成這種與荷蘭商業資本合作的結果》。”

說到這，李欗便笑了。

“興國公的棺槨已經下葬了，死后原知萬事空。他都死了，又怎么會知道大順現有的具體條件是什么條件呢？”

“所以他最多也就能留一些諸如《因為搓布炒茶的生產，所以可以達成與荷蘭商業資本合作的結果》的道理。這些道理肯定是對的，但怎么辦、以及在此時具體條件下怎么辦，他是不可能寫的。”

“因為，興國公生前最忌諱的事，就是刻舟求劍、東施效顰、守株待兔。那么他又怎么可能在幾十年前，就留下和大順現在的具體條件相關的任何文字呢？”

“所以，那些東西是不是他留下的，并不重要。因為那是道理，我也能看，且并不會因為我是皇帝所以這個道理就不對了。”

“道理在這擺著。天朝人需要的，好比是《在大順現有的具體條件下，怎么辦才能戰勝荷蘭下南洋、并且達成這種與荷蘭商業資本合作的結果》；然而荷蘭人，則可以根據這個道理，推出《在荷蘭的現有的具體條件下，怎么辦才能阻礙大順下南洋，并且繼續把握商業霸權和主導權，避免大順下南洋拿下商業主導權》。”

幾個月后。

伴隨著科舉制改革的爭論、以及“進步”的皇太子在實學派中的演說引發的更大的

取義自嘲的“通儒社”的年輕人，在來今雨軒進行了最后一次相聚。

大家最后握了握手，彼此說了句“道不同、不相為謀”，便此各奔東西。

有的人，追隨著皇太子，隨從幕僚，出謀劃策，堅信改良。

有的人，投筆從戎，認為靠著對外擴張的市場，可以完成轉型。

有的人，放下政見，投身科學院中，去探索宇宙之無窮、物理之奧妙。

有的人，重新拿起了《論語》，和顏李學派、泰州學派的人，嘗試著搞鄉村建設、鄉約、鄉德、鄉賢、君子、學校。

有的人，變賣了家產，帶著一群人遠渡重洋，希望搞一個理想化的、小國寡民的、人人勞作的、沒有人奪走他人勞動成果的樂土。

有的人，募集股本，興辦實業，認為既然未來是某種必然，那又何必急于一時。

有的人，結成了密謀的小圈子，準備了炸彈，襲擊了科舉改革的衙門，想要倒逼朝廷放棄這種改良，轉而用激進的顯學均田手段，三十年完成遷民。

有的人，聯絡那些欲要取舊學科舉而代之而有名祿實學子弟，欲要效公車上書之舊事，力陳漸變之弊、速變之利，由是名聲日顯，乃為實學人望。

有的人，則走入工廠、遠行鄉村，觀察著變化、詢問著訴求、考慮著未來、思考著怎么辦，摸索著在大順的現有條件下怎么辦。

（全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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