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七三章 紡織危機

在有外人在場的情況下，包玉鋼并沒有喊阿文。

而之所以介紹的是中建地產的老板，而不是徐氏集團的老板。

完全是因為徐世勛的二哥還在，而在徐愛周去世之后，徐家產業由三個兒子掌握。

而雖然徐家的礦產業、地產業和航運業分別分給三個兒子掌握,

不過徐家并沒有分家。

所以徐世勛才可以在他二哥去世之后重新掌握徐家大權，而徐家不是被分裂開。

“徐先生好，今天算是沾了徐先生的光了，黑色閃電很不錯！”李志文笑著伸出手說道。

伸手不打笑臉人，再說兩者沒有什么矛盾，自然李志文好說好話了。

“李先生喜歡就送給李先生好了！”徐世勛也笑著伸出手握住李志文的手道。

“君子不奪人所好，我對賽馬也沒太大的興趣！”李志文說道。

“李先生客氣了，不過黑色閃電確實還小,

在賽馬中還不是什么頂尖的,

這樣吧，約個時間李先生可以來我的馬場看一看！”徐世勛說道。

李志文知道再拒絕就不好了，點了點頭答應了下來。

而徐世勛看到目標已經達到，就和霍鷹東和包玉鋼說了幾句離開了。

而包玉鋼的目的也達到了，賽馬也已經結束，就和李志文約了拜訪徐世勛的時間分開了。

李志文離開跑馬地，前往了位于銅鑼灣的麒麟服飾總部。

鄭超昨天打電話說有事情要匯報。

“老板！”鄭超已經等在麒麟服飾公司門外了。

“進去說！”李志文言簡意賅道。

就這樣李志文和鄭超一前一后進入了辦公室。

“阿超，你說的有什么事？”李志文開口道。

“老板，目前香江的紡織工會正在進行聯合，想要提高紡織原料的價格，我們麒麟服飾公司算是香江第一家成衣制造，受到的沖擊尤為嚴重，所以我特地匯報。”鄭超說道。

“紡織工會，漲價多少？”李志文問道。

“距內線匯報說至少三成。”鄭超說道。

“三成，好大的胃口！”李志文冷笑一聲道。

鄭超聽到李志文的譏諷沒有開口說話。

實際上雖然你李志文算是香江第一華人首富，但是這名頭又不能讓別人納頭就敗。

紡織工會占有香江九成以上的紡織原料。

所以麒麟服飾公司依然要受紡織工會的制約。

“紡織工會那邊的具體情況是如何？”李志文問道。

“老板,

這些紡織工會的會員大多是滬上佬過來的,

這是他們的資料。”鄭超說道。

李志文拿起了鄭超遞過來的資料看了起來。

為什么香江的紡織工會被滬上佬給把持，這都是有歷史依據的。

香港早期工業起飛的資金和技術主要來自滬上，而勞力主要來自鄰近的華南農村。

香港工業的發展過程，實質上是一個單純從轉口貿易中賺取經濟收入到輸入原料加工成品，最后輸往世界市場銷售，從而賺取“附加值”的轉變過程。

紡織制衣業是這種轉變過程中的先驅。

戰前，香港僅有少量山寨式紡織制衣工廠。

1950年，香港紡織制衣工廠逾五百多家，雇用工人兩萬五千名，約占制造業雇員的三成以上。

1960年，香港紡紗廠逾三十家，員工一萬六千名；織布廠逾三百家，員工兩萬五千名；制衣廠六百八十九家，員工四萬兩千名。

其中制衣業發展最快，工廠比1950年增長十六倍，員工增長二十倍，員工數占整個制造業員工的18.8％。

紡織制衣業的發展，帶動香港整個產業的發展。長期以來，香港的紡織品出口,

占總出口量的三成左右。

從六十年代起,

香港更注重發展附加值高的制衣業，遂成為世界成衣中心。

1973年，香江成衣出口量首次超越意大利而摘取世界第一。1978年，香江雖然不及意大利同年出口值的三十三億五千萬美元，以三十三億兩千美元而退居第二位，但在世界制衣業強國如林的情況下，香港以一個彈丸之地的經濟區，確實很厲害。

從八十年代初起，香港勞務成本高漲，粵省成為香港紡織制衣業的后方工廠，紡織品仍可在國際上保持強大的優勢。

滬上是中國最大的紡織工業基地。在五十年代前，滬上紡織品產量占全中國的一半以上。

滬上紡織業遷港有兩次高潮。一次是香港淪陷前，當時滬上淪為日偽統治，而香港相對太平。

這些在港滬商的紡織廠，一小部分在日本戰敗遷回滬上，大部分則留在香港。

由于滬商的帶動，香港本地商人開辦了一些山寨式織布廠。

第二次遷港高潮，是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最初是舉廠南遷，主要是紡織人才及資金的流入。這一次遷港規模較第一次大得多，并且遇到勞力資源豐富的大好時機——有幾十萬內地移民涌向香港，廉價勞力取之下盡。

在香港政府推行工業化之前，香港的紡織業已有相當的基礎。在工業化起步時，紡織業一馬當先，成為眾業中的明星，帶動了香港百業的發展。

在香港的華商界，從事紡織業的滬商率先打破粵商稱霸的格局。

香港是不擇細流、兼容并蓄的汪洋商海，只要有能力毅力，就能找到施展的舞臺，逮住適宜的機遇，就可獲得應有的財富與地位。

紡織業的滬商，有的躋身于香港百億富豪俱樂部；有的晉身兩局議員，顯赫一時，飲譽香江。

現在要介紹的三位紡織工會的扛鼎人物，來香港之前，都不是紡織資本家。

陳廷驊是浙江寧波人，父親是寧波的殷商。陳廷驊中學畢業，便早早在父親手下學做生意。

那時的滬上商人，有半數是寧波籍人，另一半來自杭州、嘉興、太湖平原。

父親說：“要想成大事，非得去滬上不可。”

十幾歲的陳廷驊便坐船來到滬上。陳廷驊做事踏實，加上父親在滬上的寧波幫老關系頗多，才二十出頭的陳廷驊，便擔任三家寧波商行的總經理。

1949年，陳廷驊攜帶一批金銀來到香港，在中環愛群行租了一間一百多平方英尺的寫字間，從事棉紗、棉布生意。

內地移民大量涌向香港，市面混亂，人心不穩，加上語言不通，生意分外清淡。

陳廷驊覺得自己不適合在香港做貿易商，跟廣東人打交道，聽粵語如聽外語。

于是，就起念做工業家。他首選的業種，自然是紡織業，這是滬上人的傳統工業。

陳廷驊做事穩健，動了念頭，又遲遲按兵不動。

陳廷驊一面觀察時局，考察市場，物色人才；一面維持紡織品貿易，籌措資金。

1954年5月，他通過邀股，組建南豐紗廠有限公司。

第一間紗廠設在新界荃灣，那里地價便宜。紗廠資本額六十萬港元，兩年后建成投產，月產棉紗四百包，每包四百磅，全部供應香港的織布廠，是當時較大紗廠之一。

周文軒、安子介來港時間與陳廷驊差不多。和陳廷驊一樣，他們來港前都不是紡織業的圈中人。

周文軒是蘇州人，在家鄉念書至初三，正值戰爭爆發。學校內遷，周文軒被迫中輟學業，到滬上的一家染廠做化驗生。

有了一些積蓄后，便邀幾個好友，辦了一間里弄小廠，專門生產縫衣車針。周文軒交往最多的，是商場和制衣廠，他常常跑那些地方推銷車針。

1949年5月，周文軒攜妻加入了遷港的人流。

如果周文軒不來香港，或許一輩子不會認識安子介，更不會成為生意合伙人。

安子介比周文軒稍大，1912年出生于滬上的世家，從小受過良好的教育。

1938年，在商行任高級職員的安子介，攜妻子兒女逃避戰亂來港。安子介先后在香港的銀行和貿易行做事。

安子介回憶道：“我當時像海洋中被大浪沖擊著的一粒谷子。大浪把我沖到哪里去，我就在哪里著陸。以當時的年紀來說，這也是一種冒險。”

1948年冬，安子介帶著家小及細軟，再次來香港避風。

安子介和一些滬上朋友，創辦了一間貿易公司。

從1949年初起，遷港的內地移民勢如潮水。香港充斥南腔北調，除百年不衰的粵語外，最易聞及的是吳語。

滬上人多憑著吳語而互相結識，在異地他鄉，局勢紛亂之中見著老鄉，自然格外親切。”

滬上人常常聚集在一起，談起國事家事及眼下的處境。周文軒與安子介等人，就是在這種場合認識的。

原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唐翔千曾回憶道：我們在滬上都還算體面人物，來到香港，除了一雙手外，幾乎什么都沒有。香港人滿為患，物價飛漲，我們只能租簡陋的房屋住，為衣食憂愁。香港的本地人，把種種不是歸咎于內地人，內地人遭致歧視，也是難免的。不過廣東人這點好，你干事業他們不會拆你的臺，大家公平競爭，不分南北東西，這便是香港。

當時安子介這個圈子，有唐翔千、周文軒、周忠繼、張叔成等人。他們原在滬上，都只是一般的有產階級。周文軒說：“我們在擁有花園住宅的香港人面前，簡直就是窮光蛋。”

大家聚一起排遣心中的憂患，宣泄對現實的不滿。排遣也好，宣泄也好，現在最重要的是如何生存下去。

他們自然想到紡織業，這似乎成了滬上人的世襲領域。

他們中間，只有周文軒曾在滬上的染廠做過化驗員，算是一個專業人員吧。

就憑這一點，大家聚股在青山道開設華南染廠。安子介做董事長，周文軒做總經理。

他們也是那時與陳廷驊正式有交往的，染廠從陳廷驊的南豐紗廠購進棉紗，染色后，再賣給布廠織布。

染廠是吃水大戶，紡織業的業主皆視染廠為險途，周文軒回憶道：“那時，開業要經過一番困難，因為香港缺乏飲用水，我們要泵取山水，才能解決困難，有時候，由于擔心染廠無水供應，睡夢中也會驚醒。”

報告指出，當今的香港滬籍巨富，會發現這么一個有趣的現象：他們當中，幾乎沒有一個是老滬上的世富豪門。

來香港的滬上大亨中，有這么一類人，坐吃帶來的資產。他們除了偶爾涉足炒股炒金外，絕不染指實業。

他們不相信這個世界，認為積攢財富終究會剝奪殆盡；他們對香港的地位持懷疑態度，不指望在香港東山再起。

顯然，即便他們帶來的是一座金山，也會坐吃山空。

然而，大部分老牌資本家仍兢兢業業在香港重新創業，他們資本雄厚、經驗豐富，還帶來一批貼心的專業人才。但是，他們最終擠入億萬富豪行列的，寥寥無幾。

其實從陳廷驊、周文軒、安子介等人的發跡史中，或許能找到部分答案。

陳廷驊作風穩健但不保守，他看好棉紗市場，千方百計融資，不怕負債擴大規模。

南豐紗廠創立之初資本額才六十萬港元，1956年投產時，環錠不到六千個。

到1960年，南豐的環錠逾五萬個，資本額為六百萬港無，數年之間就膨脹10倍，一躍成為同業的大哥大。

陳廷驊始終咬著世界新技術潮流走。1970年，國外發明“空氣紡錠”，效率比傳統環錠快幾倍。陳廷驊大量購入空氣紡綻，不惜淘汰舊機器。

1979年，南豐月產棉紗達到一萬六千包，為創建之初的四十倍，穩冠同業，陳廷驊被譽為香港的棉紗大紡織業是勞務密集型產業，它的興衰，與勞務成本有直接關系。

六十年代，夕陽產業的陰影在歐美紡織業盤旋；七十年代，陰影籠罩日本同業上空；剛進入八十年代，香港紡織業一片恐慌，相當多的紡織廠遷粵或停產。

事實上，如果認真計算的話，李志文手下的成衣制造廠也都在向內地遷移，也可以算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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