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7章 教育得改

秦衛到chóngqìng以前，關于民國的書籍相當暢銷，民國題材的影視作品也是一部接著一部，仿佛無窮無盡。(.BW.cc

筆下文學)少年時有關民國政治黑暗，人民生活困苦的記憶似乎也越來越遠去，取而代之的，似乎是民國也好像并非像我們想像的那樣。甚至于在看某些報道或者文章的時候，民國幾乎就成了“小資”、“情調”的代名詞。雖然還不至于“言必稱民國”，但那似乎正在形成一種風尚，把民國時代的許多名人的秩事端出來曬一曬也成了大家的習慣。秦衛就曾看過一段兒描述，有關杜月笙的：

“紅十字會，曾設立了很多醫院，如寧波時疫醫院、仁濟醫院，救助傷病者不知凡幾。又曾創設虹口平民時疫醫院，專職救助貧困者，重病患者住院醫治、手術、醫藥及住院費用一概全免。同時紅十字會還投身教育，創設許多學校，向學校捐款……這里說的是1931年的事，當時紅十字會的副會長，叫杜月笙！”

讀完這幾行字，一時間感覺杜月笙仿佛成了大善人。

可誰都知道杜月笙是青幫大亨。青幫在上海灘做過的事兒可不少，而且絕大多數都不是什么好事兒。杜月笙本人也是靠賭和毒起家的。更曾經與黃金榮、張嘯林一起殘酷鎮壓上海工人運動，不僅設計活埋了上海工人運動領袖汪壽華，還指使流氓襲擊工人糾察隊，大肆屠殺人和工人群眾。

這算是好人

當然，杜月笙只是個個例。但細想一下，民國真的像后世描述的那么好嗎？

秦衛自己都很明白，那許多追捧民國的人，恐怕也都很清楚那個時代的不完美，甚至也都知道民國就是個破爛的國度，別說沒有后世被叫爛了的國民生產總值，光是某些地方zhèngfǔ還公開鼓勵老百姓種植大煙，收取大煙稅，就已經駭人聽聞了。而民國所奉行的三義之一的民生也搞的非常糟糕，國家建設也有很多問題，軍隊也不是特別會打仗……說白了，民國的zìyóu根本就是亂世的zìyóu，究根到底，其實也是沒有法律制度保障的。

然而在民國呆了許久，秦衛卻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后世“民國熱”的背后，借民國之酒澆自我心中郁積之塊壘的背后，卻可能潛伏一種精神危機，就像某位作家說的：“如果說意識形態和歷史教科書對民國的書寫不乏妖魔化之誤，那么后人對民國的追思、贊頌是否存在過度美化、神圣化的嫌疑？將一個人、一種現象、一段歷史打入十八層地獄，與將其捧上美輪美奐的神龕，何者罪過更重？”

說到底，歷史應該理性地對待，恰如其分地評價，美化和丑化，都不理智。后世的中國經歷了一個比較動蕩的歷史時期，社會穩定下來了，歷史觀卻沒有穩定下來。對于民國的認識理解，往往因為對現實的不滿，而在民國歷史中尋找符合期待的東西。后世人們懷念的民國風度，比如寬容、zìyóu，是很多有識之士積極爭取的結果，但其背后，其實也是有著、戰爭等晦澀的背景。

當然，說這些都遠了。

但秦衛在民國呆了許久，有一點卻是極度的不爽。

他很反感那些沒事兒找事兒，總喜歡把自己擺在正義的一方，卻只會說，不會做的某些文人。而這些人中，其實也不乏那些鐵骨錚錚之輩！對上這些人，就像是現代人對上了海瑞，在贊頌對方的清廉的同時，卻又極度憎惡對方的“無能”！

而很顯然，民國的文人雖然有不少清貧自守者，大多數卻并不像想像中過得那以悲慘。

“明末‘東林黨’，吃飽了撐的沒事兒干，總以為全天下都得照著他們的規矩轉才算合理，卻不知道他們的所作所為在某些方面比我們痛罵了幾百年的魏忠賢，以及魏忠賢所率領的所謂‘閹黨’還不如……或許他們知道，只是不愿意承認而己。畢竟他們都那么聰明，而且大多都很識時務！”

“我民國文人大多狷介，或放浪形骸不合流俗，或狂傲不羈言談駭世。傅斯年先生一生不黨，拒不做官，因為他認為：教授做官是‘全為大糞堆上插一朵花’.還有一位劉文典教授，敢跟蔣委員長拍桌子叫板，他的經典理念是‘大學不是衙門，不需要向權貴獻媚。’馬寅初教授是大家熟悉的經濟學家，前段時間，他發文攻擊zhèngfǔ的一些經濟政策，蔣委員長要他去官邸解釋，結果馬教授大怒，稱‘我不去見蔣介石，他要見我他自己來！’”

“這是值得人們敬佩的文人。因為他們要么在自己的領域做出了讓人驚嘆的成績，要么堅守自己的原則，并以身作則，影響了我們這些后來者。”

“但我們有一個問題：我們的文人是不是太多了？尤其是在文學領域！”

“在德國和rì本，理工科類人才占全國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美國，這個比例也超過百分之七十……而我們，卻不還足百分之二十！”

“原燕京大學校長，著名的對華友好人士司徒雷登先生說過，中國平均每年有300—700萬人死于饑餓。有人說這是戰爭導致了。可1929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曾采訪過的內蒙古薩拉齊，那里根本就沒有兵燹，卻餓殍滿地。而最可怕的……當地饑民的尸體經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莊，人肉公開售賣。”

“饑餓可以讓人泯滅掉最基本的人性！美國《時代》周刊駐chóngqìng記者白修德曾見過這樣一些讓人無法相信的事情：一對餓極了的夫婦，曾把他們的六個孩子綁在樹上，為的是不讓孩子跟著他們出去討飯，因為人少的時候總比人多容易得到施舍；一位母親懷抱著出生不久的嬰兒和兩個大一點的孩子外出乞討，走到一個村頭，母親再也走不動了，打發兩個孩子進村討要，她在村頭的樹下休息，結果兩個孩子回來時發現，母親已經餓死，而那饑餓的嬰兒還叨著媽媽的奶頭，使勁吮著；還有的家庭，把所有的東西統統賣掉，換來最后的一頓飽飯，然后全家一起自殺……”

“我們有無數優秀的受過高等教育的文學方面的人才，這個領域的人數超過我們全中國受高等教育人數的百分之八十，可我們這個國家的文盲率，在民國二十八年（1339）的時候，依然高達95.1！”

“葉圣陶、陶行知等有識之士推行大眾教育，提倡文化救國。我們為他們的遠見卓識而喝彩，為他們的行動而喝彩！但是，孔子在兩千多年前就說過，先吃飽了才能去學別的。所以，在教學這前，我們更加需要找到方法，先讓這無數的老百姓能吃飽穿暖，有個可以容身的地方……”

“可怎么才能做到這一點？”

“這是zhèngfǔ需要考慮的問題，但同樣也是我們需要考慮的。而在教育方面，我們首先要擴大理工農醫這些科系的受教育人數！”

“但我們的學校似乎更加衷心于文學。”

“這使得我們的文學家層出不窮，可從事自然科學研究和教育的人卻少之又少……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看過不少文學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人感嘆過生活的不易，可我很想跟這些人算一筆賬……民國十八年，國民zhèngfǔ成立后，繼續秉持了北洋zhèngfǔ對待知識份子的態度。大學教授的薪水為400600元，副教授為260400元，講師為200260元，助教為100180元。而當時běi精四合院一個月的租金不過20元，běi精一個四口之家，每個月60元就可以維持正常的生活，上海100元就可以。現在，即便是有戰爭，這個水平也并未降低多少。這就是說，知識份子是我們當代的高收入階層！這一點絲毫也不過分。……再舉個例子，‘八.一三’事變后，某著名詩人夫婦于舉家移居杭州，據說原因非常簡單，上海生活費太貴了。在杭州，他們深居簡出，每天就是讀書、寫作、會友，過了一段十分平靜的rì子。但是這種寄情于山水的生活并沒有持續多久，這對夫婦決定蓋一棟自己的房子。他們花1700元買下了杭州某座山后的30畝山地，接著又置換地皮建屋。這個新家于1935年年底動工，熬過了一個冰雪的冬季，到1936年的chūn天完工，足足花掉了一萬六千多元……這種水平，他們卻嫌上海生活費太貴！”

“我們在美國的胡大使，他有一位學生，愛打扮，狂追自己的一個女學生。女學生拒絕，此君向胡大使哭訴。適逢該女生也來找胡大使投訴禽獸老師。胡大使勸道：他頑固的愛你。該女生回答：我頑固的不愛他。隨后，此君以自殺相脅，該女生遂屈服，嫁于心目中的‘禽獸老師’。不久，此君出軌，又頑固的愛上了一位女詩人……”

“說真的，別人的生活與我們無關，但是，我覺得我們并不需要太多這樣的‘家’。我們目前最需要的是那些能夠用知識讓人民吃飽穿暖，能讓我們的科技進步，能夠從更多的方面對人民起到好的作用的人才……吶喊，或者喚醒，總也要人民吃飽肚子，穿上暖和的衣裳吧？”

“所以，本人認為，教育部應該首先做出表率，與各大院校商討，縮減文學各專業的經費，增加對理工農醫類學科的扶助。這才是一個做教育的正經態度！”

“——李德！”

戴笠到白公館后的第二天，《zhōngyāngrì報》刊登了一篇名為《教育必須改變》的文章，這篇文章很短，寫得也亂七八糟，但卻在時下緊張的氣氛中再次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