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零七章 殺父之仇

不能簡單地說關卓凡不重視情報工作——哪能轉變得這么突然呢？

比如，軒軍入魯剿捻的時候，關卓凡大打“軍民魚水情”的牌，嚴明軍紀，厲禁淫掠，還送了一萬五千套棉衣給當地的老百姓，就是為了爭取民心，套取情報。這一招很靈光，老百姓不但不再通捻，還積極為官軍通風報信，極大地改變了以前剿捻，“官軍耳目閉塞，捻子消息靈通”的被動局面。

在軒軍已經中了賴汶光調虎離山之計的情況下，當地圩寨飛馬給官軍傳遞消息，華爾得以及時變更部署，堵住了任柱的馬隊渡小清河北竄之路，為殲滅這支東捻最具戰力的部隊，打下了不移之基。

剿捻的情報工作，關卓凡走的是一條“到群眾中去”、“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的tg之路。其實，在美國的時候，關卓凡抓情報工作，隱隱然玩的也是這一套。這實在是關卓凡在tg治下出生、長大，打小就對此印象深刻，亦頗有所悟的緣故。

這當然是正辦。但是，這條路子也有其局限性。主要是老百姓只能接觸到自己周邊的、社會底層的事務，而情報工作的對象，可不僅僅在市井阛阓之中。關卓凡的對頭，更多在高墻朱門之后。

最關鍵的是，關卓凡并沒有在和平時期建立獨立高效特務情報機構的明確意識——因為剛開始的時候，他沒有感覺到有這種需要。

因此。大規模的征伐告一段落，戰爭對情報工作的迫切需求暫時消失，軒軍的情治系統的的建設，便很自然地放緩甚至停滯了下來。

缺乏“制度土壤”也算原因之一。

清朝沒有前明的錦衣衛、東廠、西廠之類的特務機構，政府既沒有刺探陰私隱秘的意識和興趣。也不具備這方面的能力。從好的方面說，這是政治清明的表現；不過，另一方面，因為缺乏相關傳統，處理相關信息的能力，會受到一定影響；對于信息變化的敏感度。也會比較的弱。

軒軍畢竟是從這個“制度土壤”中長出來的。傳統的軍事行動，只有“哨探”的做法，沒有完整、系統的情報搜集、儲備、整理、分析、判斷的概念，關卓凡再怎么開穿越金手指，也不能不受到主客觀條件的相當的制約。

《孫子兵法》中。倒有所謂“五間”之說——“鄉間”、“內間”、“反間”、“生間”、“死間”。

“鄉間”，是用敵方鄉人做間諜；“內間”，用敵方員吏做間諜；“反間”，使敵方間諜為我所用；“生間”，就是刺探敵情后順利生還；“死間”，用潛入敵方的我方間諜傳遞假情報，使敵受騙——事后，我方間諜不免身份暴露。被敵處死，乃謂之“死間”。

這“五間”，說的頭頭是道。只是大伙兒學以致用的時候，大多零打碎敲；建立一個獨立的機構，完整系統地實施“五間”的，少之又少。

安德海一案，關卓凡猛然驚醒于自己的“短板”——若論情治資源之豐，自己何止千百倍于那個死太監？怎么會如此后知后覺。落了個死太監的后手？

懵懵懂懂地，幾為閹人所算——恥辱啊。恥辱！

資源雖豐，運用不善。這不是“志得意滿”、“疏忽大意”就能夠交代過去的。

情報的作用，不是為了被動應變，而是在經年累月獲取大量資料的前提下，整理、分析、判斷，找出真正有價值的部分，“預見機兆”，制敵于先。自己沒辦法躲到陰影里，就得把敵人拉到聚光燈下，不錯眼地盯著，一舉一動，盡在掌握。

敵人若有異動，我即先發制人。

痛定思痛，關卓凡決心建立一個完全獨立的、直接對自己負責的情報機構。

在架構上，這個部門應該納入“軍事委員會”系統，則對“委員長”本人直接負責，便是天經地義的了。

叫什么名字呢？“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呃，惡趣味過甚了。

最后定為“軍事委員會調查聯絡處”，正團級。

出任“軍事委員會調查聯絡處”處長的，是個和關卓凡同歲的年輕人，名字叫做陳亦誠。

有趣的是，“亦誠”這個名字，是關卓凡替他取的。

陳亦誠，原名陳景浩，浙江杭州人。他是富家子弟出身，十幾歲的時候，被家里送到上海的洋行做學徒。他人既聰明，又勤奮好學，出師之后，短短數年間便做到了買辦。

正在春風得意，杭州的家里，卻出了大事。

陳家為了一塊買賣蠶絲的“牙牌”——就是營業執照，和人打起了官司。對頭叫做王佐臣，是個丁憂在籍的士紳。牙牌原在陳家手里，王家想奪了過去。陳家有錢，也占著理兒；但王家有勢，縣、府、道，甚至省里，都不能不賣王佐臣的面子，這個官司一時半會兒的就打不清爽。

官司打不下來，王佐臣先急了。

買賣蠶絲，先要買，才能賣。收買蠶絲這樁生意，是講究時效季節的。每年三、四月分，春蠶吐絲，過了這個點兒，就算拿到牙牌，也得等到明年才能向蠶農收絲了。陳家牙牌在手，自然拖得；王佐臣向錢莊借了大把銀子，如果拿不到牙牌，收不到絲，就是白被錢莊吃利息，因此是拖不得的。

這個人雖然進士出身，但骨子里卻是一個痞子，橫勁發作，拎了一支洋槍，帶著家丁和一群幫閑的地痞流氓，沖進陳府，亂砸一通。

雙方扭打起來，混亂之中，那支洋槍走了火，正正打中陳景浩父親陳東成的胸口。子彈穿胸而入，陳東成當場殞命。

王佐臣闖了大禍，但他上下其手，官府調查的結果，居然是“陳家惡奴動手在先，奪過洋槍，再以槍柄擊打王某，觸發機關，誤中陳某”，云云。

于是，王佐臣不但什么責任也沒落下，官府反而要求陳家，“交出肇事惡奴”，“嚴訊法辦”。

陳景浩趕回杭州，家里愁云慘霧，族人七嘴八舌，有的說要“找都老爺參姓王的”，有的說要“進京告御狀”。

陳景浩非常冷靜，說道：“沒有用的。王佐臣和兩江的何制軍是同年，咱們浙江的王撫臺，又是何制軍一手提拔起來的——這兩位，都是當道當紅的大員，這個官司，怎么打都打不贏。”

何制軍，就是當時的兩江總督何桂清；王撫臺，就是當時的浙江巡撫王有齡。

陳景浩給母親磕頭，說道：“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愧為人子，不能不報。”

母親瞪著眼睛，看了兒子好一會兒，然后閉上了眼，淚水簌簌地流了下來，卻什么話也沒有說。

陳景浩遣散了仆人，變賣了家產，將母親和妹妹送到了鄉下。

那塊買賣蠶絲的“牙牌”，終于落到了王佐臣的手里。

王佐臣志得意滿！

不過，今年的蠶季已近尾聲，他抓緊時間，坐了船，從杭州來到湖州，看看還能收到多少好絲——湖州的絲，品質最佳，素有“湖絲衣天下”之說。

剛上岸，一個年輕人笑嘻嘻地迎了上來，說道：“王老爺，你曉得我是誰？”

王佐臣愕然，這個人，是當地合伙的絲行派來迎接的？可雙方事先約好了，到埠后直接去絲行會面，沒有迎接這一說啊？再者說了，接人哪有這么問話的？

王佐臣皺了皺眉，說道：“你是蕭老板的人？”

年輕人突然變了臉色，大喝一聲：“我是陳景浩，陳東成之子！”

話音未落，手中已翻出一柄雪亮的尖刀，直向王佐臣胸口搠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