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三五章 中國速度,使命必達

陳亦誠和軍調處副處長馬丁內茲兩人，在蔡爾佳的陪同下，再次詢問了莊湯尼。

蔡爾佳對莊湯尼的解釋是，在治安區劃上，“南堂”為步軍統領衙門右翼總兵該管，轄下出了如此駭人聽聞的案子，本人深感有虧職守，已向朝廷“引咎辭職”，目下，正在等待朝廷的批準；這件案子，經“上頭”允準，已經移交陳參謀、馬參謀主責，目下，我的責任，是盡力為陳參謀、馬參謀提供協助。

對外，陳亦誠和馬丁內茲不以“軍調處處長、副處長”名義、而只是以“糧臺參謀”的身份示人。

陳亦誠說，剛剛接手案件，正在了解案情，蔡總兵提供的案卷雖然詳盡，不過，彼時案發倉皇，兵荒馬亂，就是蔡總兵自己，也擔心會不會掛一漏萬？因此，建議我和馬參謀兩個，親自再向神父請教一次，這樣，掌握的資料，更直接，也更準確，我和馬參謀深以為然，于是，就過來打攪神父了。

之所以如此婉轉客氣，是因為莊湯尼的脾氣，是出了名的暴躁苛碎，就連自己人——在北京的泰西人——不論是宗教界的還是外交界的，都不愛和他打交道；他的身份特殊，如果不耐煩起來，或出于其他什么特別的原因，故意不予配合，中國政府又不能現在就將他當做疑犯來對待，調查將會陷入一個很被動的局面。

頗有些出乎意料的是，以上擔心似乎是多余的——莊湯尼雖然異常疲憊，但還是非常配合，非但未表現出任何傳說中的“暴躁苛碎”，而且，拿陳亦誠和馬丁內茲的話說，“其神態以及身體語言，很有意思”——

莊湯尼坐在椅子上，微微的佝僂的身子，頭也微微的低著，兩只胳膊不自覺的夾緊兩脅，十指交握，時不時的不自覺的用力，捏的指節都發白了，有時候，身子還會神經質的輕輕的抽搐一下。

“椅子并不是很寬大，”陳亦誠說道，“而莊湯尼的身量，超過一米九，可是，一眼看上去，他一個龐大的身軀，倒像是蜷在椅子上似的，像……嗯，像是一個做錯了事情的孩子，面對嚴厲的師長的問責，瑟瑟發抖。”

以莊湯尼的身份、脾性，自然是不可能將陳、馬、蔡三人當做“嚴厲的師長”的，除非——

“莊某目光游離，”馬丁內茲補充說道，“而且，由始至終，幾乎都沒有和我們有過直接的對視——視線只要一接觸，立即移開。”

微微一頓，“這個反應，完全是下意識的。”

莊湯尼的證詞，同第一次做供的時候，并沒有什么出入，但是，有一點是很明顯的：他的語速，較第一次做供的時候，慢了許多，而且，總是講了幾句，便停了下來，皺起了眉，微微偏過了頭——

“莊某明顯是在凝神思索——或者用力回憶，”陳亦誠說道，“可是，我們拜訪他的時候，距案發還不到十個小時，相關細節，沒可能這么快就記不清爽了——而且，都已經做過一次供了，一切熟門熟路才對。”

頓一頓，“他不像是在描述事實，更像是在……背誦；并生怕自己的‘記憶’同第一次做供有什么對不上號的地方。”

陳亦誠和馬丁內茲得出了相同的結論：

第一，莊湯尼確實受到了重大的驚嚇，他的各種身體語言都說明了這一點——這是極難做假的，而莊湯尼也明顯不算一個好演員。

第二，莊湯尼對案情的描述，一定隱瞞了某些重要的關節，甚至，可能做出了某種程度的曲改。

第三，莊湯尼對此案的發生，懷有深刻的內疚，這份內疚，不僅僅因為“失察”、“輕信”、“上當”什么的——為兇犯“捐資”所誘，開門揖盜——一定還有更重要的原因。

“莊某平時為人行事，暴躁飛揚，”陳亦誠說道，“不過，也正因為如此，他不是那種城府深沉的人，對精神壓力的承受力，并不算強——”

頓一頓，“我們今天的問詢，由始至終，十分客氣，沒有表露出任何對于莊某本人的質疑；如果——我和馬丁都是這么認為的，如果我們對莊某本人施加壓力——當然，只是精神上的——莊某的負疚，就一定會成為其不可承受之重。”

“是的，”馬丁內茲說道，“到時候，莊某一定會失控并露出破綻——這是此案的最好、最直接的突破口。”

“當然，”陳亦誠說道，“莊某身份不同，到底該如何對行事，得先請王爺的示下。”

關卓凡沉吟片刻，點了點頭，“好吧，就照你們說的辦——其中分寸出入，相信你們自會把握。”

“是！謹遵王爺均諭！”

至于奎光——

“雖然，奎光不能提供確鑿的不在場證明，”陳亦誠說道，“不過，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他的腰牌，確實是為兇犯所竊——奎光同本案，應該沒有什么關聯。”

除了奎光的家人——妻子、孩子、老仆之外，軍調處還調查了他的同事、朋友以及同他相熟的戲院、書場、酒樓、妓竇，眾口一詞，奎光有這樣一個習慣：

只要第二天休沐，當天下值之后，便約上一班朋友，聽戲、下館子、逛窯子，每一次，都會喝的酩酊大醉，勉強挨回家，頭一沾枕就睡了過去，一直到第二天日上三竿之前，都不會醒過來。

“奎光的這個習慣，”陳亦誠說道，“知之者甚眾；而侍衛都有排班，哪一天休沐，都是提前定下來的——也不是什么機密。”

頓一頓，“所以，對于兇犯來說，若要竊取大內侍衛的腰牌以構陷朝廷，奎光是個再合適不過的對象了——他的腰牌，較為容易竊取；而失竊之后，又沒那么容易在短時內發覺腰牌不見了。”

再一頓，“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哪一天下手，可以早早計劃。”

“就是說——奎光是早就被兇犯盯上了。”

“是！”

“嗯，如此說來，對于博羅內的質疑，就有一個很合理的解釋了。”

博羅內曾如此質問錢鼎銘：

“腰牌若確實為兇犯所竊，只能是昨天晚上的事情，不可能更早了——只有在晚上，腰牌的主人在人前‘大醉’，兇犯才有偷取腰牌的機會，并且，才有一直到今天早上、腰牌的主人都無察覺腰牌失竊的可能——”

“可是，兇犯和南堂今天凌晨的夜半之約，是前兩天就定下來了的，兇犯怎么敢確保，昨天晚上——在有限的時間之內——一定可以偷取腰牌成功？又怎么敢確保，失竊之后、天亮之前，腰牌的主人一定不會發覺腰牌失竊？”

“若不能成功竊取腰牌——又或者，雖然成功了，卻在凌晨一點半之前，腰牌的主人便發覺腰牌失竊了，那么，行兇之時，豈非就不能栽贓嫁禍了？如是，兇犯該怎么辦？改約嗎？”

當時，錢鼎銘無法正面反駁，只好顧左右而言他，現在，可以掉頭打將回去啦。

第二天一早，外務部照會各國駐華公使館，通報案情。

對于各國駐華公使館來說——不包括已經“下旗”的法國駐華公使館，收到“南堂”案發的消息之后，總要先做一個基本的了解，有的還可能需要先向國內請示，確定本國對此案的基本進止，之后，才會向中國政府“表達關切”或“表達嚴重關切”。

也就是說，這個“關切”也好，“嚴重關切”也好，最快也就得案發的第二天——也就是今天之內才能夠提了出來。

亦即是說，當外務部將“案情通報”懟了過來的時候，法國之外，還沒有一個國家來得及向中國政府就“南堂”一案“表達關切”或“表達嚴重關切”呢。

中國政府的反應速度，令人嘆為觀止，各國駐華外交人員對之印象異常深刻，以致北京的外交界出現了一個“中國速度”的說法，并不脛而出國門，不久之后，成為各國外交人員對中國政府——至少在某些問題上——的一個“共識”。

好吧，讓我們來看看，外務部這份以“中國速度”炮制出爐的照會，都說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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